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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5月，一封长信被送到了毛主席手上。写信的是长沙第二女中的一位老师，姓李，名淑一。对这个名字，毛主席显然是不陌生的。毕竟，她曾是杨开慧的闺中密友；毕竟，她那已牺牲的丈夫柳直荀，曾是主席的好兄弟、好战友。当年两家人都住在长沙时，年幼的毛岸英看见李淑一，总要唤上一句：姨。

岁月匆匆，带走了多少人的青春。自从杨开慧和柳直荀先后牺牲，两家人便极少再打交道了。唯一的一次，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，李淑一曾写信告知杨开慧死前的种种情形。她认为，毛主席肯定希望知道这些。那次接触后，李淑一便一直在长沙教书，再也没有写过信到北京。

期间，毛主席收到过很多湖南、特别是韶山亲友来的信件，甚至不乏请求安排工作的“求职信”。要么是看着他长大的长辈的后人，要么是曾有同窗之谊的老熟人，对于这些信件，毛主席的处理方式是很谨慎的：他总是用上最体贴的称谓，但同时又很明确地拒绝。

日子久了，乡亲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毛泽东是韶山冲和湖南的骄傲，但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主席。因此，他们理解了，也不再写一些为难主席的信了。那么，已经许久不联系的李淑一，此次是不是也一样是来“求职”、“求照顾”的呢？了解信的内容后，让人不由对这个潇湘女子，多了几分敬佩。这不是一封求照顾的信。虽然它的字数不少，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：为好姐妹杨开慧，求一首名为《虞美人》的词。

除此之外，别无它求！

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，特意给毛主席写信，为何会有这么一个请求？原因很简单：因为那首词，对杨开慧来说很重要。这首《虞美人》的创作时间是在1921年。就在前一年，杨开慧嫁给了毛泽东。那是一个冬日，名满长沙的板仓杨家嫁女。一不坐花轿、二不要嫁妆、三不用媒妁之言，杨开慧拎着母亲给的那个皮箱子，嫁给了毛泽东。

婚后的一天，日子过得甜蜜的杨开慧，特意跟好友李淑一说起过：“润之哥，给我填了一首词。”这首词，就是《虞美人》。看着开慧“骄傲”的样子，李淑一真心替她开怀。

时光带走了很多美好，到1957年李淑一写这封信时，杨开慧已牺牲27年了。为何她又会突然想起这首《虞美人》呢？这与几个月前，《诗刊》登出的毛泽东诗词有关。当时，文坛都在讨论着这些优秀的作品，大量文化名人高度评价。

虽然也很有学识，但李淑一和这些文化名人的关注点，却完全不一样。她关注的是：那首《虞美人》为何没有登出？别人不知道这首词，但李淑一一直记得，而且她始终相信毛主席也必然记得，不管过去了多少年。

于是，多年不曾联系主席的她，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。她不知道毛主席能否看到自己的信，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自己这么多年来，提的这唯一的一个请求。几个月后，她得到了答案，那是一封长达4页信笺的回信。这样的篇幅在毛主席平生所有的信件里，是极为少见的。事实上，与杨开慧有关的信件，他都回得很用心。

这封信的到来，让整个长沙第二女中，都沸腾了。“听说是回给一位女老师的”、“她是不是主席的妹妹”，不知内情的人们，有着种种猜测。

与此同时，湖南各大报社的记者、出版社的编辑们，也都在讨论这件事：因为，他们听说信里有一首主席新写的词。主席的词作水平大家都很清楚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首词的存在，那一旦发表必又将轰动词坛。

这首词，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当时李淑一要的是《虞美人》，但主席觉得那首还不够好，便重新写了这首《蝶恋花》。其中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，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”一句，后来成为经典。

但就在长沙第二女中的电话，都快被“打爆”的这段时间，李淑一默默地离开了一阵子。她匆匆跑到了板仓杨家，拉着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、嫂子李崇德，一起来到了杨开慧的墓前。她，有话要跟好姐妹说。

站在杨开慧的墓前，李淑一说了这样一段话：近接毛主席来信，念君思君，作词悼君，嘱我暑假有暇，代他亲来板仓，奠扫君墓，获此良机，遂偿夙愿。今前来奠，恩义双重，老友有灵，当能鉴察！李淑一说完这些，站在她身后的杨开智已哭成泪人。

世人都说，杨家是新中国最荣耀的家族之一，但谁又能体会作为杨家顶梁柱的杨开智，曾失去了多少：唯一的妹妹，1930年牺牲在识字岭时，他这个当哥的，连遗体都一度不能去认；唯一的女儿杨展，1941年牺牲在寨北乡时才21岁，他这个当爹的，直到1949年才得知消息；最疼爱的侄儿毛岸英，小时候曾跟着他这个舅舅东躲西藏，1950年牺牲在朝鲜战场后，就葬在了那里，连遗骸都没运回来。这些，是杨家的荣光，亦是杨家人承受的痛与泪。

这一点，旁人可能不知，但李淑一是很清楚的。当年好姐妹牺牲后，她曾第一时间赶到杨家，向杨母承诺：“开慧死了，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！”此后，她和杨家人保持联系多年，杨家的事就是她的事。

因此，此次带着杨开智来到墓前，李淑一有两个目的：

1、她要当着杨家人的面，告诉杨开慧：你的润之哥没有忘记你，当年你死前对敌人说的那句“要我脱离毛泽东，除非海枯石烂”，值得！

2、她要告诉杨开智，毛主席没有忘记杨家。因为给她回的那4页信笺里，写满了牵挂。

办完这件事后，李淑一回到了学校。她给毛主席去了一封信，告知自己已经去看过开慧了，并附上了亲写的《祭杨开慧烈士文》。原本，她以为此事到这里便结束了。毕竟，她的心愿也已经了了。但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毛主席在收到她这封祭文后，又于12月17日再次回信给她，内容如下：

淑一同志：

给我的信及祭文，均已收到。迟复为歉。寄上五百元，聊佐菽水，勿却。不久可能去你那里，可谋一晤。

顺祝教礼。

毛主席写信，从来都是有一说一的，这是其直率的性格所决定的。比如他在给好友的遗孀写信时，曾给对方寄上300元，并写道：“现寄上三百元，请你堪量处理。今后如果还有困难，可以告我设法。”

直接问对方是否有困难，并从稿费里拿钱出来寄给对方，这是毛主席关心人的方式。但在给李淑一的这封信里，他却用上了“聊佐菽水”、“勿却”这样的字眼，原因只有一个：他了解李淑一的性格，这是一个倔强的女子。哪怕丈夫牺牲后，她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，必然是非常缺钱的，她都很有可能会拒绝这500元。

若非有着这种一般女子没有的“倔强”，当年她跟杨开慧或许做不了朋友。李淑一也是湖南人，她跟杨开慧同岁，两人都是1901年出生。她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：比如，两人都出身书香世家，都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，而且两家的父亲也是多年好友。

1920年，杨开慧和李淑一都入读长沙福湘女中。一开始，李淑一并不理解杨开慧的“激进”，也不知道她为何会舍得把一头乌黑的长辫子剪了。直到后来，她们天天在一起上课，同住一个宿舍，李淑一才发现：杨开慧跟班上所有女生都很不一样。此后，李淑一离开了那个所谓“名流闺秀圈”，进入了以杨开慧为骨干的“进步学生圈子”。

那时候，年轻的她们一如我们如今跟好友一样，分享着属于青春的美好。杨开慧会告诉她，关于她的润之哥的种种；李淑一也会告诉杨开慧，她也渴望挣脱封建婚姻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“他”！

这件事，杨开慧记在了心上。很快，她就在革命青年里，为好姐妹找到了那个“他”。他叫柳直荀，其父柳午亭也是长沙有名的教育名流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杨开慧给二人拉起了红线。一开始，她还以为两人要看对眼，需要经过一番波折。谁知，两人早就在几年前就见过面了。

那是1916年12月，李淑一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抵制日货运动。当时，李淑一还是个刚满15岁的普通学生，而柳直荀则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之一，每天站在队伍前面发表演说、喊口号。那时候，李淑一便对这个比自己大3岁的男学长，心生好感。

经杨开慧这么一说，李淑一欣然同意。1924年，李淑一和柳直荀结婚了。此后，她跟杨开慧的婚后生活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为丈夫的革命事业出钱出力，替开会的丈夫看门把风……在她们看来，这样的婚姻是美好的、是浪漫的。现代很多年轻人，可能理解不了什么叫：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。这种浪漫是：晚年的李淑一，回忆起丈夫那时的模样时，总是说：“窈窕个，洁白身，含默深沉，长哥柳直荀”。

这种浪漫是：周总理在结婚多年后，曾回忆他第一次注意到邓颖超时的情形：“还记得我们在天津开大会吗？你第一个登台发言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！”

这种浪漫是：晚年，当身边有女助理问毛主席剪什么头发好看时，82岁的毛主席说“短发好，前面有刘海的那种”。后来，大家才想明白：那是杨开慧年轻时的发型。这，就是属于那一代人的浪漫，不因岁月而改变。只是，与我们今天相比，他们需要扛下太重的历史使命，所以这种浪漫往往是血色的。

先牺牲的是杨开慧。

1930年10月，杨开慧被捕，杨家人四处去求国军权贵们，希望他们能看在杨昌济是社会名流的面子上，手下留情。最后，敌人提出要求：只要她声明脱离毛泽东，就可活命。同样的“选择题”，李淑一在一年前被捕时，也曾做过。当时，她宁死不肯离开柳直荀。最后是因为家里四处打点，她才被放出来。

这一次，当杨开慧面对这样的“选择题”时，她和李淑一的决定是一样的。1930年11月14日，她倒在了识字岭。那些懦弱的人，总认为她太固执，但李淑一明白：她们俩是同一类人。两年后，柳直荀在湖北牺牲。正如毛主席无法在第一时间得知妻子的死讯一样，在湖南抚养一双儿女的李淑一，对丈夫的死并不知情。

一天天的苦盼，一次次失望，让李淑一几近崩溃。唯一支持她的，是早前曾跟丈夫的一个约定：将来，要让孩子们都上大学。儿子、女儿，都得上！靠着这一信念，李淑一苦苦地支撑着。她不敢牵连娘家，只能带着孩子东躲西藏。好在，她毕竟是有文化的，总是能时不时找到一些家庭教师类的工作。

在此期间，身在延安的毛主席曾专门托长沙的同志，打听过李淑一的下落。只是，当时要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。更何况，毛主席自己又几时百分百安全过？这两个曾亲如一家的家庭，就这样失去了联络。

中国有句很出名的话，叫做：自古潇湘多奇女。很多人认为，湘女的“奇”，仅在于她们的魄力和果敢。但事实上，湘女的“奇”还在于，她们想干的事总是能办成。1945年，李淑一的女儿柳挹群，从师范学校毕业；1950年，她的儿子柳晓昂，从上海交大毕业。丈夫交待的事，她都办成了。

我们无法知道在这20多年里，她一个弱女子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但在这个令人钦佩的结局里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：她一生未改嫁。作为一个进步女青年，她不是接受不了改嫁，只是：心里住了一个英雄，让她如何再爱上别人呢？

了解李淑一的经历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：毛主席之所以在给她的回信里，特别劝她“匆却”那500元，是有原因的。毕竟，她是那么独立、那么倔强的一位知识女性。果然，主席料想的没错！这500元，李淑一一分都没用。她把钱保存了起来，权当作对那段友谊的纪念。

这次通信后，毛主席跟李淑一曾在湖南见过一次。事后，两人还一起留下了合影。1959年，在三尺进堂上工作多年的李淑一，退休了。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很孝顺，把她接到了家里。

这一消息，毛主席也是清楚的，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和她再叙叙旧。李淑一也明白主席的日理万机，也从未去打扰过。直到1959年的9月22日，李淑一突然再次提笔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儿子得知后，还挺担心：母亲会不会有什么事，会不会麻烦到毛主席？

事后一问才知，母亲确实又提了一个请求。算起来，这是李淑一建国后对主席提的第二个请求了。

第一个，是1957年替好姐妹求词，毛主席答应了。以后，人们会记住那首《蝶恋花》，会记住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中的“杨”，是杨开慧。

这第二个请求，则是希望能在国际10周年庆典之际，参加国庆观礼。这一要求，不止是为自己，更是为好姐妹、为杨家、为丈夫。她想站在天安门城楼，替那些逝去的亲友，看一看他们用命换来的新中国。

但是，这一次，毛主席没有松口答应她。主席在回信中，依然对她很关心，但提到她的请求，主席却这样说：观礼及上天安门可能不行，待问一下情况看看，如无回信，即是不行了……这不算是答应。因为如果主席想答应，那只要他去给有关部门下达命令，这不会是一件很难办事的事。

同时，这也不算是冷漠的拒绝。因为毛主席没有敷衍她，而是认认真真把李淑一的情况，跟有关部门说清楚了。主席这么做的意思很明确：你们有关部门的同志们，只需要依照相关标准，自行去考虑和决定，不用顾及我的感受。虽然作为朋友，我很希望李淑一能实现愿望，但这件事不能由我决定，也不能从我这里松口。

这，就是毛主席处理事情的方式。这种方式，我们亦可从他跟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一段往事中，得以窥见。1949年，杨开智曾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，希望能在北京得到一份工作。这件事，毛主席也拒绝了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毛主席不关心杨开智一家。杨家母亲过大寿，毛主席特意让儿子毛岸英前去祝寿；听说她身体不好，又是寄钱、又是寄物。至于生活费，更是从未断过。何为个人感情，何为国家规矩？毛主席一直分得很清楚。对杨开智是这样，对李淑一也是这样。

最后的结果，是令人欣慰的。有关部门在核准了李淑一的种种条件后，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对此，没有任何人有异议：因为，她是烈士的妻子，她的丈夫是柳直荀，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；因为，她是潇湘奇女子的代表，她在三尺讲台耕耘几十年，桃李满天下。

1959年10月1日，李淑一如愿了。当毛主席健步登上城楼时，很少有人注意到远远看着他的李淑一。她在人群中不停地鼓掌，拍红了手掌。观礼结束后，她在人民大会堂看了一出大型演出。这是一出名叫《蝶恋花》的舞剧，讲的正是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时的事。

节目结束，深受感动的年轻人，捧着鲜花献给李淑一，她则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杨开慧、柳直荀等烈士的形象，应该搬上舞台，只是将我也凑了上去，就受之有愧了。说完这话，李淑一淡出了人群。她的愿望，已了。

1997年6月，这位思念了丈夫、姐妹60多年的奇女子，于北京病逝。走之前，她儿孙满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李淑一的书信而留下来的那首《蝶恋花》，毛主席在晚年时，曾有过一次改动。

据毛岸青及其妻邵华回忆，他们结婚后曾请求毛主席，书写一份这首词给他们做纪念，毛主席欣然答应。只是，当他走在书桌前，写下的前几个字却不是早前出版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，而是“我失杨花君失柳”。毛岸青以为是父亲写错了，便提醒他：“爸爸，不是骄杨吗？”毛主席摆了摆左手，说了一句：“杨花”也很贴切的。

因此，目前所存的这首词亲笔中，毛主席的手迹共有两份：一份是给毛岸青、邵华的；一份是给李淑一的信里的。“骄杨”也罢，“杨花”出罢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：在毛主席心里，那个板仓杨家的女子，从未远去。

谨以此文股票杠杆是什么，纪念那群曾为新中国拼过命的年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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